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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案例实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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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7日    作者:iCover平台合作伙伴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来源:iCover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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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在投资机遇不断显现的同时,风险也如影随形,因此,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加强对东道国风险的研判。目前,对于归属不同行业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国内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分析风险的产生过程, 以及风险对微观企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但是,在企业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作用于从事不同行业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比如,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行业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这无疑会增加项目运营过程中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工程承包项目合同管理难度大,更易遭受合同风险等等。


  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海外运营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类风险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承建的项目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且,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其中,亚洲约占中国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风险要相对高于发达国家。总的来看,这种工程承包市场区域性分布的特点与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的行业特征相结合,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


  1.政治动荡:东南亚某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国内A公司曾经承揽东南亚某国房屋建设工程,该项目是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业主方面账户之后不久,该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民生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A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A公司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小。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国内B公司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中标中亚某国北部和东部地区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 2003年11月下旬,B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该国,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东道国恐怖组织实施。当时该国正临近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企业承建的两个项目由代表西方势力的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该国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B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西亚某国长期处于政局混乱和经济萧条的状态,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以西亚某国为例。2006年,国内C集团以比当地竞争对手低1亿元人民币的出价,中标了该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业主为民航气象局,工程中标价为1.15亿美元。该项目于2006年4月1日开工,原计划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过程中,业主从未按施工进度拨款。C集团认为业主是政府部门不会违约,坚持继续施工。当主体结构基本建造完成,装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从国内发货运往该国后,对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将中国公司3000万美元的履约保函全部扣除,而业主总共只拨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拿出合同对我方进行索赔。2014年,C集团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申请仲裁,指控被申请人非洲某国政府违反1998年中国与也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强制剥夺即征收了申请人在也门的合同与资产,但估计很难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损失。


  长期以来,该西亚国家内有政党纷争、部落势力割据,外有经济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渗透,国家政治生态混乱,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实力单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维持,因此,履约能力严重不足。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中国企业遭遇的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以上案例充分说明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

标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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